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赞赏—批评—再发现”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解决矛盾、化解危机方面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也引起和加深了西方文化的深层危机。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的文化矛盾而处于文化危机之中，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盛行的价值理念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其二，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是以官僚化、阶层性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个人重复着高度机械化、单一化和专门化的工作。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中失去了可以团结人们的统一精神，很难再追求崇高理想与信念。在这两种文化矛盾中，资本主义已失去它传统的合法性（即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信仰），人们对艰苦工作已失去了过去的虔敬，转而信奉及时行乐与物质主义信条，而资本主义商业与市场体系又进一步推动了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盛行。人类面临着科技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所产生的许多负面问题。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需要接受文化的多元化，以更加尊重、包容的方式和平相处、进行对话以求共同发展。要以开放的、创造性的、理性的心态对待传统，在传承前人的智慧与创造的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因此，解决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急需中华传统美德和核心价值理念的广泛参与。

众所周知，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一度成为欧洲人赞美与向往的国度。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和对外扩张，中华文化失去了原有魅力，并受到质疑与批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西方社会各种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日趋激化，相继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知识界发出了“西方的没落”的哀叹。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发表《欧游心影录》，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在个人方面导致个人主义与金钱崇拜，在国家方面则导致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造成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科学破产。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目光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探寻中华文化蕴藏的传统价值观念。此后，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逐渐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并获得了认同。西方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源于其对西方现代化结果的反思，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新的认知与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我合一”观念，为解决各类发展问题与社会矛盾提供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一种过往的历史文化，又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现实文化。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注重生命的存在、个人的德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主张“身心合一”，认为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关系，而达到“身心合一”就要靠“修身”。修身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载：“闻道反己，修身者也。”《大学》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载：“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养以是否符合“道”为标准，推动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这就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与“仁”联系起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载：“修身近至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对“道”的维护，考虑的是精神的自我满足而不是外界的毁誉。《韩非子·难一》对“仁义”解释为：“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所以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我合一”观念，为解决各类发展问题与社会矛盾提供思想资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个人修身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伦理关系的核心。“人我合一”是说在“他人”和“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融洽的关系。《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亲亲”虽然是最根本的，但可以扩大到“仁民”，孔子将“仁”当作修身、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仁”的主要含义包括“克己复礼为仁”，即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郭店楚简·五行》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汉代董仲舒指出爱人为仁，正我为义：“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如果一个人把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爱他人，把“爱人”与“正我”结合在一起，注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德修养，则可以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要担负起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崇高使命。这种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主张，与知识经济时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是一致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中贵和”理念，为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资源。“尚中贵和”是处理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解决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则。同时，贵和思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看法与人类生存之世界休戚相关。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坚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是我们在研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时应有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追求。

（作者分别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